:诗人宋琳:化解仇恨和对立 或许有赖于诗性智慧

  

:诗人宋琳:化解仇恨和对立 或许有赖于诗性智慧

  “诗有没有用?这在逻辑上就有一个预设。诗歌有什么用?那踢足球有什么用?它给你带来了愉悦。人们这么问,说明其生命态度是功利的,他没入门,他跟诗歌是有隔阂的。”宋琳认为,如果一个人觉得读诗是一种内在需要,就会沉浸其中,而不在意它有什么用。

  “所以我想一个时代可能会错过一个诗人,反过来说一个诗人也会错过一个时代。但或许更多的时候是时代错过诗人,因为诗人已经创作出了作品。”

  “我们也不能把这个问题简化为个人问题。实际上是社会转型后,市场逻辑支配了我们的生活。”宋琳说,出版物本身也是评价系统的一部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从国外回来探亲,在北京和上海的书店里,新诗集几乎都看不见。最近似乎有好转的趋势,但愿不是昙花一现。”

  “当然,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地方,或者在战争中,我们很难说诗歌能带来什么。但是如果在诗歌教养比较高的民族和地区,诗歌就能有化解冲突的力量。”

  “他们()选择袭击普通平民。不管怎么,杀人用什么形式、在什么场合都没什么区别。实行枪决,这种行径太野蛮,太残忍了。”曾在巴黎生活过的宋琳感慨,若不是近日忙,他甚至想为此写一些诗。

  在今年香港国际诗歌节的前两周,巴黎遇袭的一点一滴牵动着世界各地人们的心。

  之后的几天,宋琳正好途径迪拜、斯洛伐克、莫斯科等地。一路上他都能感受到一种紧张的气氛。“比如我们排队过安检,前面就有两个长得像阿拉伯人的人,我在后面本能地有点神经过敏,我会一直看他。”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活动现场,许多诗人相信诗歌能为当今世界冲突带去和平的力量,比如以色列诗人艾棘·米索说诗歌超脱了宗教、种族的羁绊,让人们靠得更近。

  此外,宋琳认为如今高校学科结构亦有问题。比如诗歌史有点显学的地位,相对于诗歌批评似乎显得重要。“我不是说诗歌史不是一种学问,但它是一种次要的学问。诗学本身,诗学理论的建构,文本的阐释与批评比诗歌史重要得多。”

  “当然我并不是说诗人就该孤芳自赏,或普罗大众没有成为读者的资格,不是这样。”宋琳解释说,“因为我们看到,好的诗歌迟早会被更多人接受和喜爱。”

  “我们说理想化的读者是优秀的极少数。为什么你不能期待他呢?因为他少之又少,又因为在诗人心里,他可能比自己(智慧)更高。”宋琳举例,流亡到美国的前苏联诗人布洛茨基曾说他写诗是为了入诗人奥登的法眼。“一旦获得了奥登的认可,他就会觉得没有白写。”

  如何看待这样一种“冲突”?宋琳以中国古琴师和书法家打比方:古琴师拜师、研习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古琴师最后弹成一曲时,听者不是必要的,除非你是知音。而古代书法家历经漫长的练习,也不是为了展览或者表演。“诗歌某种程度上也一样,是自处的生活方式。”

  11月26日至29日,“香港国际诗歌之夜2015”如期举行,今年的主题是“诗歌与冲突”。

  现实是,即便在如今高等教育中,宋琳认为诗歌教育也是缺失的。他告诉澎湃新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一些出色的诗歌批评家,如今很多学者都“转向”了。“因为诗歌批评不像八十年代那样引人注目,那时一篇文章出来就会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这种学术偏倚,是造成诗歌式微的缘故之一。”

  对此,宋琳深有同感:“爱无处不在,冲突也无处不在。”对诗人而言,精英主义和社会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态度也是一种冲突。宋琳告诉澎湃新闻,法国诗人马拉美的诗是为优秀的极少数人而写,是一种精英主义;而西班牙诗人阿莱克桑德雷,曾撰文认为诗歌需要拥抱更大的人群。

  11月14日上午,宋琳睡醒后方得知巴黎遇袭了。“我很紧张,第一时间就去注意袭击发生的地方。”当时宋琳的两个儿子都在巴黎,而袭击发生的地方恰是他们平时非常可能活动的地方。得知孩子没事后,宋琳才松了一口气。

  去年获得首届“东荡子诗歌奖”的诗人宋琳也提出诗歌这一古老的艺术几乎是地球上所有文明所共有的。“在全球化时代,人类能否在巴别塔变乱之后,重溯文化与精神的同源,或许有赖于维科早已发现的诗性智慧。而孔子的诗可以群的理念亦可帮助我们开启差异的对话空间,以化解仇恨和对立,抚慰遭受苦难和创伤的心灵。”

  他倒是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有网络,想读诗反而方便多了。“你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看到读物。诗歌像递过来的花束一样,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关键看你有没有开放视听之区,感受语言的魔力。”

  “其实这也是个人诗歌教养不足导致的。这是读者的心理优势——我可以有权不懂,我可以不屑于知道,我对陌生的东西没有好奇心。”宋琳直言,如果父母在孩子学龄前就给他们读诗,或许就不会如此。“诗歌进入孩子的记忆,孩子就会有一些同步性的美学反应。”

  在25日的媒体见面会上,许多国际诗人都提出“冲突”不局限于“战争”。巴勒斯坦诗人纳捷宛·达尔维什当时说:“生命本身就是冲突,没有冲突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杜甫在同时代也没有太多的知音,诗选里也没选入他的作品,直到韩愈发现了杜甫诗歌的价值。到更晚时候,杜甫才被尊为诗圣。成为杜甫知音的,并非同代人。”宋琳感慨,连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都面临这样的命运。那这到底是杜甫的问题,还是读者的问题?

  他相信,在整体文化对诗歌有所认知的群体里,诗歌能化解人们的冲突。“像鲁米(Rumi)、海亚姆(Khayyam)这些阿拉伯地区历史上伟大的诗人是被当做圣人崇拜的,就像中国古代的李白、杜甫。他们作品中爱好和平、非暴力的精神,会影响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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